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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今日之史学界,海内外学者南开纪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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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通讯员徐冶琼 记者冯林)7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我校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引言:元史的研究,最为特殊。秦汉隋唐,都是汉人政权,匈奴突厥,可以归入到民族史和边疆史范畴。但是到了辽金,就增加了复杂性,因为辽占领了燕云、金占了中原,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辽金的历史,既包括了朝代史,也包括了民族史。到了元,就更加复杂,不仅占领了全中国,也占领了半个地球,不仅是民族史,也是朝代史,也是世界史。无论是征服王朝论,还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还是新清史,都是针对这种复杂性说的。征服王朝论,对于辽金,我们是容易反驳的,因为契丹、女真两个民族已经汉化了,成为汉族。对于新清史,我们也是容易反驳的,因为满族也事实上汉化了,今天的满族,仅仅是个名称。但是元代特殊,这种特殊性在近代体现的特别明显,因为外蒙的独立,也因为蒙古族没有完全汉化,所以,在研究蒙元史的时候,就绕不开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情节。这一点,蒙元史的研究者,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因为现状没有改变。

南开新闻网讯 10月10日,纪念杨志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华书局、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历史教学》社共同主办,会上首次发布了《杨志玖文集》。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等出席会议,来自海内外的历史学者,杨志玖先生家属、学生代表参加研讨。会议由历史学院负责人主持。

校党委书记李健致欢迎辞,回顾了唐长孺的重要学术贡献,勉励学者继承唐长孺的学术事业,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为武汉大学带来更多荣耀。副校长谢红星介绍了唐长孺的学术人生,通过具体事例深情回顾了唐长孺淡泊名利、奖励后学的高尚品德;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唐长孺之子唐刚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中国元史学会会长李治安,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也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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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嘉宾们对杨志玖先生的道德文章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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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龚克指出,杨志玖先生以26岁的青春年华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以88岁高龄辞世,除曾于1944-1946年被借调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两年多外,在南开从事教学、研究达60年,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是与南开不可分的。龚克感谢杨先生的学生们和中华书局编纂出版了《杨志玖文集》。通过阅读,能够深感先生的“求真”之德与“诲人”之德。杨先生留给南开的不仅是他的着述,更是他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

中外专家从“政治、军事、制度”“经济、地域、社会”“文化、思想、宗教”“古籍整理与出土文献”四个方面研讨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以此纪念唐长孺生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武汉大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民族史、世界史、朝代史三个角度决定了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不仅要掌握蒙文,也要懂汉文、波斯文等语言,不仅要纵向考察蒙元史在中国史上的影响,也要横向看蒙元史对世界史的影响。不仅要讨论蒙古帝国是不是应该加入中国传统王朝行列,也要分析晚晴革命当人鼓吹的亡国论调。

顾青介绍,《杨志玖文集》一共五册,先生一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都已经收录其中。他感谢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感谢历史学院老师在文集整理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杨先生家人对文集出版的贡献。他表示,杨先生的经典着作代表着中国学术的高标、典范,希望这套文集能够帮助海内外学人全面了解杨先生的治史路径和风格特色。

唐长孺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古籍整理权威、古文书研究泰斗,蜚声于国际史坛,被海内外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与此同时,唐长孺作为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人,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建并长期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被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培养的学生许多已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国内研究蒙元史的第一代学者,主要是专家型学者。有四个人,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姚从吾、邵循正在西南联大收了杨志玖、方龄贵两位学生。解放后,姚从吾去了台湾,在台大。邵循正去了北大,韩儒林在南京大学,翁独健在社科所。杨志玖在南开,方龄贵在云南大学。六十年代,又成立了内蒙古大学,师资力量也是从这些高校抽调的。国内研究元史的重镇,基本分布在这几个高校。

杨志玖学生、历史学家蔡美彪向会议发来贺信,表示“得悉纪念杨志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讨论会在母校南开大学召开,谨致祝贺,祝会议圆满成功,与会朋友康健。”

据悉,汇聚唐长孺一生主要学术成就的八卷本《唐长孺文集》,经过其弟子们的共同努力,目前已由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次会议开幕式期间,亦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中华书局向武汉大学赠书仪式。

晚清以来,域外史料的发现,也就是汉文史料以外用波斯文、蒙古文、俄文等记载的史料的出现,所谓出现,是指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视线。这就产生了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不懂这些文字,就很难读这些史料,也就很难与汉文史料相对证。因而选了以上四位去当时东方学的中心学习,因而,这四个人的治学路径,都是语言文字的对证,如韩儒林写的蒙古的名称。姚从吾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研究元史,也研究辽金史,治学视野比较大。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冻国栋认为,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的勤勉和不懈探求的学术精神相关,与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及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相关,还与他对理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熟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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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学者,基本上是他们培养起来的。邵循正解放后改行,培养的弟子不多,周良霄、周清澍。翁独健,解放后在社科所研究民族史,弟子最出名的就是陈高华。他是四位开山学者中,最长寿的,独健本来是对自己瘸腿的自嘲,却成了长寿的名字。韩儒林和姚从吾的弟子较多。韩在南京大学,培养了邱树森、高荣盛、刘迎胜、姚大力,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弟子,在当下的学界,很活跃。但是,这一派的研究,还是韩儒林的治学路径,各种细节考证。其中,姚大力最为明显,除了博士论文写得是专著,还有一本普及性元史读物,其他都是论文集。而姚从吾一派则注重宏观,49年以后,其弟子分为两派。早年弟子,杨志玖,方龄贵留在大陆。杨志玖,研究马可波罗、西域人和探马赤军,《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和《元代回族史稿》,是三个领域的代表性专著。其弟子李治安,早年作品也是考证,后来作专题史,研究元代制度。扩大到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晚年转入思想文化,最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专门谈思想文化的。关心的都是宏观问题。方龄贵先生就比较专门了,五华楼碑刻的整理,最为代表。晚年在台湾培养的弟子,洪金富,萧启庆、孙克宽。主要是研究元代甚至辽金汉化的问题,其中,萧启庆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姚从吾先生很想把李敖培养成元史专家,但是李敖没有按照老师的意愿作。姚先生最后累死在办公室,真是感人。李敖写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让我感动的文字之一,在此之前,让我感动的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这一派的研究,是我最欣赏的。

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介绍,早在1941年,杨先生根据《永乐大典》中一段公文,详细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返波斯是真实的,进而确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回击了某些西方学者的马可波罗没有来到中国的观点。

(摄影:薛顺和 编辑:杨欣欣)

如果有喜欢元史的朋友,李治安和萧启庆的文章是应该先看的,他们对于元史的把握比较准确。李治安在蒙元帝国史的课程中,叫萧启庆师叔,也是一种师门的承认吧。随着台湾元史研究的凋敝,未来的元史大师,应该出在李治安门下或者陈得芝门下,

日本大阪国际大学教授松田孝一说,他曾经拜读过杨先生的论着,在探马赤军和马可波罗研究方面从杨先生着作中获得了很大启发,非常敬佩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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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些零散力量,余大钧受其父亲影响,研究成吉思汗,其弟子就是北大著名的副教授-张帆。剩下的基本是蒙古族学者,学术中心在内蒙。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洪金富借用颜渊称赞孔子的“仰之弥高”,形容杨志玖先生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他说,杨先生读书一字一句都不放过,这种读书细心、追根究底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先生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立身处世风范,都是自己心仪的榜样。

最后,说一下对元史的观望。目前研究元史的困境,主要是民族国家理论。在这种理论下,我们要根据民族的现存力量,即使已经跟历史上的民族没什么关系,也要建构为一个民族,满族、鄂伦春等55个少数民族,大体按照这个模式建立出来的。而这个理论的破绽就是,一个民族建造一个国家,因而才使得原本已经汉化的民族产生了离心的力量,新疆、西藏以及泛蒙古主义的兴起,便是这个理论的副产品。而随着自治区的划定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的政策性照顾,说道照顾,就是超国民待遇,高考加分等等。这就造成了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费孝通便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承认既有政策造成的多元,但嵌入到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然而,这个理论的困境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土,与我们承认的民族并不重合,蒙古族就是例子。而新疆的伊斯兰化民族,更认同中东,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就是在多元一体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个毛病,马戎已经指出来了。

作为与杨志玖先生接触较多的学生之一,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认为,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用诚信、仗义、宽容、正直四个词语来评价杨先生的为人,并分享了与先生相处难忘的往事。

这个理论的衍生问题,便是民族英雄的评价上。对于如何评价成吉思汗、文天祥等人,变成了左右为难的事情。这一点蒙元史史学者是无法回答的。未来的突破就是抛弃民族国家理论,象雷海宗在《国史纲要》那样,承认亡国。而这一点,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因而,蒙元史研究的进展,也会缓慢。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说,人生有涯学术无涯,学术事业就是像杨志玖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用生命汇聚而成的。杨先生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的学问会通过学生代代相传。

着名书画家、学者、南开大学终身教授范曾因故未能到会,他曾给历史学院一笔捐赠,专门强调要用于杨志玖先生着作的出版与纪念会议的召开,以表达对杨先生的感佩。

杨志玖之女杨西云向关心支持其父事业的朋友表示感谢。她说,父亲的一生是追求学术事业的一生,即使是在弥留之际,他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学术,今天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专家学者围绕杨志玖先生的治史与学术贡献、隋唐宋元研究、6-14世纪的中外关系等主题展开研讨。

杨志玖,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回族。1934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同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大学毕业,被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所外研究生。1939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教授研究蒙元史。1941年从研究所毕业,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杨志玖坚持“少而精”的着述原则,在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学术贡献卓着,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与赞誉。

《杨志玖文集》收录了杨志玖在不同年代撰写的论着,包括《隋唐五代史纲要》(外三种:《隋唐史通俗讲话》《宋辽金西夏史讲义》《元史七讲》)《元代回族史稿》《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含《马可波罗在中国》《马可波罗及中外关系文存》)《陋室存稿》上下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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