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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开奖记录历史结果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靖难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后来居上,逐步歼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并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长孙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建议而削藩。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攻破南京,随后即皇帝位。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的白沟河战役,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50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其实不然,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曾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 鉴此,御史杨爵沉痛进谏,可嘉靖皇帝听不进意见,还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誎结合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5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即使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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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文章摘自《国史十六讲》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宁王朱权等率兵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周王朱、齐王朱榑等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发兵“清君侧”。他的本意是企图用皇室亲戚来维护皇权,殊不知事与愿违。

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给儿子们封王建藩,并授予他们“清君侧”特权的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主张,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

于是,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其实是以声讨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直指建文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第二年改元为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这场政变被描绘成这样: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燕王朱棣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

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现真相,感人至深,“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死了。《明史·胡传》记载,朱棣怀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查建文帝的踪迹。

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传》如此写道:“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文逊国事考》中说:如果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被杀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

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听说建文帝逃亡,不知真伪如何?再次提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如实回答:我朝的国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听前朝故老相传,说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城,建文帝化装逃亡。到了正统年间,有一个老和尚在云南驿站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御史召见此人询问,老僧坐地不跪,说:我想叶落归根。查验后才知道是建文帝。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看来,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并且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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